“就像一下子被老师抓住了后脖颈。”回想起几年前刚上写作课被老师提问时的感觉，已是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生的陈芳洲仍记忆犹新。

在创意写作方向硕士生的小说写作实践课上，她写下了自己第一篇小说的开头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随即问她：“在这里居住的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这么写？你想好写什么了吗？”作为几乎没有文学写作经验的“小白”，这一连串的追问让陈芳洲无从回答。

几年过去，经过创意写作的滋养，她不仅捕捉到了小说如何开头、如何发展，更有了构思、撰写完整小说的能力。

“教写作其实只是告诉学生对写作的认识，并敢不负责诞生作家。天才总是极少数人，大多数人都是铺路，我们就是培育铺路的石子。”王安忆说。

这些“石子”经过写作训练的打磨后，有人成为了真正的作家，有人已出版多部文集，有人成为了写作技艺的传授者。更多人则把写作当成了一种习惯和与自我对话的方式，与是否示人、发表无关。文学写作曾烛照过他们，它会在不经意间反射到生活的某个角落，改变某个生命原有的轨迹。

“写作是一件终身的事情，哪怕我现在的作品不够深刻，但写作技能会伴随我的生活。不论未来我从事什么职业、承担何种社会角色，写作者都是其中之一。”陈芳洲说。

2020级复旦创意写作专业非虚构写作课结课纪念（前排左起陶磊、王安忆、张怡微）

将作家写作的场景搬到课堂

小说写作实践课的第一站是鲁迅故居。

步入这栋有着近百年历史的3层小楼，踏上窄小的木制走廊，同学们的想象力由此展开。他们七八个人为一小组，想象在此生活的人和他们的故事，虚构一个小说开头，在接下来的一学期课程里逐步推进情节，完成小说。

像这样的实践课，有时在鲁迅故居，有时在田子坊、宰牲场。像这样“工作坊”式的教授方式，还有命题训练、改编续写、故事接龙、故事新编……

在点评课上，王安忆提醒同学们：“鲁迅故居所在的大陆新村是新式弄堂，当时居民阶层较高，应属中产阶级；而在上海‘孤岛’时期，这里是日本人聚居的地方，成分很复杂；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这里的旧区改造相对滞后，居民多有迁出，会将旧房租给外来人口。”

不同时期社会背景不同。当同学们开启了一个故事，人物经历、语言习惯、居民风貌等也大致定了下来，而任何不合理的细节都会被王安忆捕捉到，变成一个个尖锐的问题。正是这样的追问，将作家独自一人构思故事、推翻重构的场景搬到了课堂，将其思索的瞬间拉长，迫使同学们开始郑重思考起每一个起承转合。

提问仍在继续。待到每个小组都经历一轮这样的“窘迫”时刻，创作就进入下一阶段——“发展”时期。一个学期的课程里，小说开头会有4次发展机会，同学们可以根据故事需要，或发展铺垫，或翻转倒置，在每个周期里生发出新的故事片段，随后展开讨论，最终形成一篇完整的小说。

整个学期，王安忆都在引导同学们发现故事的潜力和不足，“我只是尽量使他们体验小说的进程：如何开头，设定动机，如何发展，向目标前进——也许他们会在课堂外最终完成，也可能就此放下，但希望他们能从中得益，了解虚构写作是怎样一种经验。”在《小说六讲》中，她写道。

史玥琦是复旦大学创意写作2019级学生，如今已发表7篇小说。“创作过程中，我会像老师一样反问自己，这个人物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的行为动机足够吗？”每问一次，似乎这故事的大网就更牢、更密了一些。

6月初的午后，与之相隔1000多公里的北京，一堂现当代诗歌课正在进行。伴随着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和阵阵鸟鸣，诗人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正带领同学们一句一句地读诗。诗的作者是台下的40名本科生。在他们对不同诗人及其作品进行研读分析后，每人要创作1~2首诗，作为结课作业。

在人大，这些中文系学生不仅要学习文学史，还要进行文学创作。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写诗，由于不熟悉“诗歌”语言，许多句子读起来粗糙、别扭。杨庆祥打趣道：“我要努力寻找大家写得好的地方。”

接下来的整堂课上，师生共读时，“好的诗句”轻易便跳了出来：“那是群山鼻息相抵”“是我打扰了云”“露水使我眼中含泪”……这堂课上，他反复强调“情绪”和“判断”。“大家在写作中的当代感是弱的，你们跟自己的真实生活间好像总有距离，把自己藏得很紧，总是用一些修辞表达一些不够具体的情绪。但要打动别人，需要明确的情绪和判断，需要写下自己在那一刻的真实感受和生命状态。”杨庆祥说。

“教可教的部分”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写作被认为是“少数人的天才行为”。人们通常对作家的印象是——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，埋头苦写，直到作品完成，至于其中的创造过程，被认为是神秘、不可言说的。

复旦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陈思和1977年考入复旦，首节课由古典文学大家朱东润讲授。“他说你们想写作，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去做，复旦没有培养你们当作家的义务。”陈思和回忆，“当时很多人傻了，回到寝室发牢骚，觉得报错了专业。”

转折发生在2004年，王安忆任教复旦。学校为她打开“绿色通道”：没有发表论文和承担课题的标准要求，所有文学作品、评论文章都算学术成果。为了在中文系开设创意写作专业，她曾多次往返京沪，到教育部开论证会。会上，一位老先生态度强硬，坚决反对在中文系设立写作硕士。他反复跟王安忆讲：“你就好好上课，别搅和设专业。”

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叶兆言当年听说王安忆到复旦教书，觉得不可思议：“她显然觉得作家可以教出来，但培养作家没有秘诀。王安忆不仅奉献自己的写作秘诀，还想培养能超过她的人。她在做蠢事。”

然而，王安忆坚持创意写作是“教可教的部分”。“天赋可以说是文学的决定性条件，它是不能教的。文学还是有一部分可以教的东西，这部分就是技术性的东西。”

根据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的学位培养大纲，三年硕士课程主要分为知识教学和写作实践两大部分。前者的作用与普通中文系别无二致，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。后者则是创意写作的特色课程，包括“小说写作实践”“散文写作实践”“非虚构写作实践”等课程。

“一闪念的灵感很可贵，但光有灵感是不够的，想要将其表达出来，需要对语言的把控和熟悉，需要方法技巧，需要训练。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对《中国科学报》说。

这些方法技巧来自老师们长期的总结摸索。“我们告诉大家那些普遍的文学规律，我们将从经典中获取的知识总结出来，将人类已有的文学财富展示给大家，供他们选用，这能提高大家阅读摸索的效率。”青年作家、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怡微说。

至于天赋、灵感，虽是文学写作中“不可教的部分”，但并非无迹可循。杨庆祥表示：“所有的灵感和创意、那些‘神来之笔’都源于大量阅读和系统训练，否则灵感不会产生。”

为了启发大家的灵感，杨庆祥开设了“大师课”，请各专业的老师讲课。在这堂课上，学生们可以接触到蒙古史、电影拉片、拉斐尔的画……复旦也是如此，在一次关于舞蹈的课上，老师要求大家互相拥抱5分钟，由此打开感官。

“这些看似与文学毫不相干，却让同学们很有收获。”杨庆祥说。

从2009年复旦大学招收第一批“创意写作”专业硕士生起，这一学科已在我国走过了十几年。其间，华东师范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上海大学、西北大学等也陆续招收本硕博学生。不同于以往中文系的公文、应用文写作课，创意写作专业教学以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等文学写作为主。

经过十几年的教学实践，师生们不仅解答了大家对于“写作能不能教、作家是否可以培养”的疑问，更试图探索“写作应该怎么教、作家应该如何培养”。

选择写作，便选择了另一种生活

当高翔决定考取第二个研究生学位时，他刚从一家地方报社辞职一个月。

大学时，因为热爱文学，他选择了与文字打交道的新闻传播专业，可深入其中才发觉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新闻写作需要真实，文学写作需要想象，两者的冲突时常让他迷茫。这种“拧巴”延续到了他读传播学硕士时期，又一路伴随他来到报社。2016年，传统报业寻求转型，高翔不得不兼顾新媒体内容的编辑写作，这让他十分不适，并很快决定辞职。一个月后，他看到了人大创意写作硕士的招生信息，便立刻投入备考。

从踏进校门的那一刻起，一切都不一样了，他过上了自认为充实而满足的“文学生活”。北京的夏夜凉风习习，他常与同学围坐在楼前的草地上，谈论诗歌、小说，谈论和他们相隔甚远、时隔多年的人物故事，或探究内涵，或争论技法。这足以让他陶醉。

当同学们在一起上课，他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真诚。“现代社会的节奏非常快，大家彼此保持着足够的礼貌和客气，我们很难听到真话。但在课堂上，大家会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会耐心指出彼此作品中的不足，这对写作能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。”如今已是人大创意写作博士生的高翔说。

创意写作带来的并不全是浪漫。

史玥琦从小热爱文学，一直坚持写作。“写作时，我会有巨大的满足感。作家毕飞宇曾说，在繁忙的应酬中，他会留出一个时间，拒绝一切活动，要跟小说里的‘那些人’待一会儿。读到这句话，我热泪盈眶。写作期间，我一直跟我的人物生活在一起，共同悲喜。当完成一篇作品，我连路都走不好了，像魔怔了一样，踉跄着走出去，阳光照在脸上，似乎让我重新获得了生命。”史玥琦对《中国科学报》说。

法国哲学家萨特在其小说《恶心》中提到，“一个人永远是讲故事者，他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，他通过故事看他所遭遇的一切，而且他努力像他讲的那样生活。然而必须作出选择，或是生活或是讲述。”史玥琦便是这样，当他选择了讲述，便几乎放弃了生活，或者说，他过的是另一种写作的生活。

而在临近硕士毕业时，他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怀疑，“我觉得自己写得好，但并没有得到太多认可，身边人的否定对我的打击很大。我甚至一度处在一个近乎绝望的状态，想过是否放弃写小说。”

这种挣扎和痛苦持续了大半年，他最终没有放弃，坚持的力量来自马来西亚华语作家黎紫书。当时，史玥琦给黎紫书发邮件，希望她能作为专家给系里的“匿名小说评审会”做指导。活动结束，黎紫书再次给史玥琦回信：“你的写作势必会遇到很多困难、很多束缚，但是你要向未来的自己借一些底气，相信自己，你能行。”

后来，史玥琦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博士生，将于今年9月入学，师从作家余华。前不久，他的小说《夜游神》获得了第二届京师-牛津“完美世界”青年文学之星金奖。

不以写作为业，为什么还需要写作

随着创意写作的毕业生逐渐在文学界崭露头角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，文学写作可以更职业化。目前，全国至少有500多所高校开设创意写作课程，聚集起了越来越多对文学写作感兴趣的人。

但另一个不得不说的事实是，经过几年的学习训练，最终能成为作家的人仍是极少数，创意写作并不会让人获得某种文学的加持，使人快速走上职业写作的道路，即便是著名如莫言、余华、王安忆等作家的弟子，也依然要面对形而下世界的种种遭遇。“大家往往是在一个职业（比如编辑、老师）的基础上从事文学写作。”杨庆祥说。

可是，如果不以写作为业、不继续从事文学写作，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写作？

王宏图曾在课上讲起英国作家劳伦斯的《恋爱中的女人》。在这一小说中，男主对女主说：“有了你，我可以一生没有其他人，没有其他的亲密关系而过得很好，但要使之完美，使我真正地快乐，我还想得到与一个男人永恒的结合，这是另外一种爱。”

即便已经过去了100年，这番话听起来依然惊世骇俗。“读到这里，很多学生感到不解，也有人觉得劳伦斯男权思想强烈，不相信女人。”王宏图说，“分析这样的作品是希望大家不被那些流行、浮泛的话语所俘虏，对这个世界、对人的生活有自己独到的观察和体会。”

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谭旭东注意到，有学生交上来的童话作业，到了结尾处，一个动物总会为另一个动物“竖起大拇指”，表扬它“你真棒”“你真是个好孩子”。还有的学生会不自觉地把文本写成3段或5段。王宏图也发现，一些学生对问题的论述总是分成一二三罗列出来。

“这不能算是缺点，也不是错误，但作为老师，我会举一些例子告诉他，你也可以不这样写。”谭旭东说。

在中小学时期，很多人认为自己不会写作，甚至极度讨厌作文。可当他们在创意写作的课堂上看到了文字的更多可能性，了解到文字可以帮助他们真诚地表达自己时，他们常常会很惊讶。“以前的那些写作模式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，只要稍加引导，几节课的工夫，他们就会像扔垃圾一样扔掉它。”谭旭东说。

谭旭东始终觉得，创作是每个人内在的潜能，通过有效的训练，可以让每个人都学会文学写作，迎接有生命力的、富有情感的表达。

这与陈芳洲的感受不谋而合。陈芳洲读博士期间，在复旦继续教育学院的创意写作课上任教。每年都有学生向她反馈，经过写作课的学习，他们提高了对生活、情感的敏锐度。

陈芳洲提到，最初，她会给同学们出“我”“他（她）”等500字的命题写作，许多同学写得很泛泛，甚至有人会概括出自己20年的人生经历。而经过写作课的点评修改后，他们很快意识到500字只能描写一个场景、一个细节。

“慢慢地，大家就明白，写作是面向于具体的人物、情绪、事件，而非概括的、符号化的人和事。”陈芳洲说。

结束一天的工作和学习后，已是月白风清之时。陈芳洲打开属于自己的文档，有时只补上三言两语，有时则文思泉涌，写至深夜。

对于陈芳洲、史玥琦，对于曾经受到创意写作滋养的许多人来说，写作早已成为了一种日常。每当他们需要表达，就会开启写作，就像歌手唱歌、舞者跳舞、画家画画，甚至像虫儿鸣叫、鸟儿歌唱那样自然。没有谁能代替他们表达，也没有什么能让他们放弃写作。

（张怡微对本文亦有贡献）